尽管澳大利亚的两种经济发展速度并存，但也成为其他发达国家嫉妒的对象。失业率低于5％，澳币的强势劲头已压倒美元，与此同时，利率下降，国民储蓄上升，经济稳健增长，采矿业正值兴旺。
论澳大利亚财富基金
作者：利昂·盖特尔
从澳大利亚的立场来看，其他国家已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宽泛定义为“由政府控制之基金”。这笔基金控制政府收入或说政府储蓄，对其进行投资，例如对资源的管理和投资。
“澳大利亚未来基金组织”是一种类似的主权财富基金组织。这个组织很小，目的在于为未设基金的公共服务、公众防御机构2020年以后的员工提供津贴。该组织有严格的控制，发展的源头来自财政预算盈余的捐款，政府控股的澳大利亚电信的销售及多余股份的转让。政府制定的法律限定：未来基金组织的收支若不能超过由‘未来基金法案’所设定的目标资产水平，除非是应对其自身营业成本的问题，2020年之前该款项不可从该未来基金组织中取出。
更大的全局
与国外的主权财富基金组织相比，澳大利亚未来基金组织只是小巫见大巫，仅拥有730亿美元。设想一下，若这笔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由主权财富基金协会推出上市，而对比之下——阿布达比投资机构，拥有6270亿美元）；挪威政府津贴基金拥有6110亿美元；中国华安投资有限公司拥有5679亿美元）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拥有4396亿美元；沙特阿拉伯外国控股公司，拥有5328亿美元；科威特投资机构，拥有2960亿美元；香港投资证券组合金融管理局，拥有2933亿美元；以及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拥有2475亿美元。这些基金组织正激烈买入市场。例如，四月份的时候，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组织在英瑞矿业集团斯特拉塔所持股份增至5%，成为第三大股东。
支持建设新的澳大利亚基金组织
鉴于澳大利亚经济的“相对强势”，对澳建立一个真正的主权财富基金组织问题，已掀起强烈呼声。一些表示支持的商业人士——包括英联邦银行的诺里斯、澳新银行的迈克·斯密斯、 弗法克斯总裁罗杰·科比特以及泰博控股有限公司的埃尔默·弗克·库珀、西澳总理克林·巴奈特等，都想圈定所有矿业使用费的2.5%，然后将这笔钱传送至类似的未来基金，特别是西澳基金——将由政府袭击机关进行至少20年法律上保护的组织。在二月，巴奈特利用其总理声明——历年每位总理每年向国会说明他们立法方面的首要计划的首次演讲——让西澳政府引入一条今年建立基金会的法令。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已要求澳大利亚建立一种“由所有的资源税收收入帮助维持正常的收支平衡和被税收波动影响的经济体”的储备基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发出类似号召，号召澳大利亚建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组织，以确保后代能从繁荣的矿业中分享那些收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到：“政府收入增加的一部分已经被储存，这是为确保能更加公平地分配每一代人之间的收益，为减少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医疗保健成本的增长造成的长期财政脆弱。”
措施并非万能
澳大利亚工业集团提出观点称，尽管主权财富基金组织强调的重点是税收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但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很有根据。我们能找到一些证据证明，主权财富基金组织确实使得经济对“荷兰病”——即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导致货币汇率上升，因而工业出口减少、国内制造业衰退的现象——具有免疫力。例如，尽管作为商品出口国，其制造业在挪威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下降速度相对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已有所减慢。不管怎样，从分析可看出，其他的政策措施已起到部分作用。
所以，尽管一个主权财富基金组织并非万能，而且也由结构改革——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竞争措施等——替代，但以上改革可提高经济上应对“荷兰病”方面的竞争力以及效率。有争议称，矿业的繁荣使主权财富基金组织与这些其他类型的改革联系在一起，其繁荣能帮助制造业提高竞争力。
国会的支持主权财富基金组织里最成功者要属于联盟先驱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他是第一个推动建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组织的国会议员。他认为假如澳大利亚能有志建立一个新的主权财富基金组织，政府将更多的进行存储而并非消费，这样也会改变政治领袖们的整体的执政心理。 这些领袖们往往坐着边缘席位，在出现盈余时，强烈希望将其用在税收缩减、政治上重要的利益集团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 在特恩布尔去年为国际CEO论坛发表的一个演讲中，他说到，繁荣不能持续，澳大利亚需确保暂不会影响到这种繁荣。
特恩布尔说：“近期经济增长中，相对来说绝大部分可能比较短暂。尽管新兴的亚洲很强势，但其面对循环的跌宕起伏其经济也没有抵抗力，中国也不行。而且，全世界有大量的煤矿和铁矿。在21世纪早期经济繁荣已引起供给反应，并将一直持续下去。这种反应不仅在澳大利亚是通过产能扩张，在巴西、几内亚、莫桑比克、蒙古及其他很多地方也是。所以很少有经济学家认为，贸易条款现今处于较高水平。尽管去年所有人都认为很乐观，结果证明并不乐观，但接下来这一两年应该能变好。另外，全球经济在本世纪初已开始发展，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比过去更倾向可持续增长，所以，大部分市场分析家预测，澳大利亚的贸易条款将实质上高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段时间——至少二十年，甚至四十到六十年。这也是高级官员们谨慎提供的最佳猜测。”
他接着说：“但是无论是谁，都不能确定——并且历史告诉我们的也是——无论商品价格在未来获得多么宽泛的方向，都很可能十分动荡。考虑到我们正在经历的可能只是暂时性的收入增长，而事实上其增长来自于有限却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消耗，几个月之内就已经有许多人支持澳大利亚建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组织。这将是一个公有的传播媒介，久而久之用来存储那些由于经济增长和平滑消费带来的额外收入。一个这样的国民储蓄基金组织将成为一种真正的国民骄傲，有证据表明，我们有这样的纪律和远见——意识到好景不长，意识到人口变化将使得未来需要更大的开支，也意识到节俭是有效且明智的。”
而且，特伦布尔也不倡导即时行动，他认为这样一种基金组织只能在财政开支有盈余而债务偿清以后才能建立。
并非全部可信
政府对于这类想法已没有太大兴趣。财务部长韦恩·斯万说过，政府更注重养老金问题。他告诉记者：“我们已在本世纪获得800万主权财富基金，他们将之作为澳大利亚工人的养老金账户。当前政府打算通过为澳大利亚人投入更多的养老金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储蓄，以此加大一部分我们的国民储蓄。
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的建立并不是首要的，而应该将焦点放到获得财政盈余和还清债务上。在其预算书中，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已经提醒过，变得越发重要的商品价格、人口老龄化给支出方面带来的压力以及不确定的全球环境，都给澳大利亚带来难题。政府应该制造盈余来抵挡经济冲击。预算书中说到，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提倡，政府指定一个新的财政规则，这种规则基于每13年为财政储备进行“补给”的基础上，以一个百分比的盈余为目标，使得这样的财政政策下能为经济贡献GDP的百分之三。预算书中还建议，政府应该以最适度的比重的盈余——即众所周知的政府间盈余——为目标，来填补因为人口压力而引起的预料之内的财政差距。
经济学家的观点
但是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布劳森提出，应考虑主权财富基金。他说：“我们应该考虑建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组织。我们应该将采矿业所获收入与更广泛的收入分开，而这笔收入应该用来投资建设主权财富基金组织。
原则上来说，我们本应有更多矿业税收收入。但因资源不可再生，我们有理由思考这个问题。就美元来说，商品价格比10年前高出3.5倍，我们的税收系统容量开始减少。为获得更多的收入和更多的价格增长，我们本应做出调整。
如果澳大利亚能够为子孙后代以及可能出现的紧急需要做准备——将繁荣的资源业带来的收入中的一大部分都存储起来，这样的话本可有很大帮助。如果现在开始这样做，也很有帮助。我们都能找到根据来证明，地底下的资源不属于采矿公司，而属于国家政府，这也意味着它们实际上是属于人民，应该将更大一部分储存起来。但他也承认，有更大一部分矿业税不具备政治层面上的可行性，再者，现在政府的收入情况也不允许建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组织。但他也说，这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考虑。
美银美林的首席经济学家素尔·诶斯雷克说，尽管他在2005年支持主权财富基金组织的建立，但由于目前的财政赤字，该想法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没有可行性（当时出现了财政赤字）。
但他又说，假设财政最终开始有盈余，且澳大利亚的债务也偿清，再假设，资源业的繁荣能持续，。这样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组织，可确保将来的盈余能进入到一个从政治层面上具有可行性的水平，也就是GDP值的百分之一。他提出，应该每年将盈余进行汇出，而并非将矿业税汇出，但这样会造成处于边缘席位上的政府无法将其用于税收减缩、捐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主权财富基金组织的建立目的在于防止这一代公民不要浪费他们所管理的那笔财富，因为每次在中国和印度正在浪费的时候，澳大利亚公民碰巧正在管理这个国家。
既然双方都有强有力的论据，这场辩论似乎在未来许多年内将继续开展。
原载自澳大利亚公共会计师协会《公共会计师》2012年6-7月号，第16-20页。
